1.電影《史達林之死》
http://ipe-cntwusjp.blogspot.com/2018/07/blog-post.html
2.肖斯塔科維奇( Dmitri Shostakovich ,1906-1975 )
蕭士塔高維奇一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內戰、兩次大革命，還有由極權統治造成的恐怖（如大清洗）。[6]然而，這種宿命感和官方的革命主題並不衝突。
史達林親身觀賞肖斯塔科維奇( Dmitri Shostakovich ,1906-1975 )歌劇「馬克白夫人」。有一說稱當天史達林胃痙攣，臉色很難看。因此，肖遭批。一直到肖斯塔科維奇死了以後，他的傳記帶到了西方，看了專輯後，人們迫不及待的再次去聽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真的，聽出來了，那些所謂的歌頌，全是無盡的壓抑、黑暗和悲愴。
https://youtu.be/s7kMGGh-sJk?t=278
➤Dmitri Shostakovich - Symphony No. 7 "Leningrad"
https://youtu.be/vRHZu5xoIe0
作曲家將歌劇《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完成後獻給妮娜，並用這部歌劇所獲得的收入買下他們的居所。這部歌劇在一九三四年首演，曾一度獲得好評，卻在一九三六年史達林親自赴劇院觀看後受大肆抨擊，在《真理報》上斥責這齣歌劇「低俗、粗鄙，充滿醜陋的嗓音」，同時禁演這部歌劇，這是蕭斯塔科維契首度遭到政府的打壓。迫於壓力與自保，蕭斯塔科維契取消了一九三七年第四號交響曲的首演，並在同年發表的第五號交響曲加上《一位蘇聯藝術家對公正批評的回應》這樣的標題，向共黨表示悔過之意而重獲肯定，也在一九三九年回到母校聖彼得堡音樂院任教。
王若瑜，蕭斯塔科維契 - 極權制度下的蘇聯音樂天才 | MUZIK | 期刊選 | MUZIK ONLINE
https://www.muzik-online.com/tw/periodical/muzik/2014/89/a43dfc4c-a706-4622-8767-5477a46c82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mitri_Shostakovich
https://t.co/PhT59TZgSD
王若瑜，蕭斯塔科維契 - 極權制度下的蘇聯音樂天才 | MUZIK | 期刊選 | MUZIK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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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太高，身材細瘦、害羞又嚴肅的人，抽煙成癮且極端神經質，面對陌生人時講話還時常結巴」──他是二十世紀最重要作曲家之一的蕭斯塔科維契。生在蘇聯共黨箝制思想的年代，蕭斯塔科維契一直處於一個飽受束縛的創作環境，經歷了史達林的獨裁統治與大規模的肅清運動，仍然堅持著創作的使命，用音樂傳遞潛藏的情緒，留下生命的足跡。「就算他們將我兩隻手都砍下來，我用嘴咬著筆都還是要繼續創作。」──蕭斯塔科維契
土生土長的蘇聯音樂家
戰火中的音樂童年
生命歷程與蘇聯政治息息相關的德米特里.蕭斯塔科維契(DmitriShostakovich)，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誕生於俄國的彼得格勒(曾更名為列寧格勒，現在的聖彼得堡)，在家中排行第二，也是家裡唯一的兒子。愛好音樂的父親德米特里.波勒斯拉弗維契.蕭斯塔科維契(Dmitri Boleslavovich Shostakovich)是聖彼得堡標準局的一位化學工程師，會彈鋼琴和吉他，同時擁有一副好歌喉;母親蘇菲亞.科卡歐林(Sofia Vasilyevna Kokaoulin)則是個鋼琴家，因此音樂一直在他們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五歲時父母就帶著他們去觀賞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神話歌劇《蘇丹王》，鄰居公寓中的四重奏音樂會更是讓他自小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並未對這個家庭造成太大的影響，父親到一間軍火公司轉任經理，讓他們還能夠過著安逸的生活。雖然從小在充滿音樂的環境中耳濡目染，父母卻從未逼迫他學習，直到九歲蕭斯塔科維契才正式跟母親學習鋼琴。他喜歡在鋼琴上即興演奏新練的曲子，同時亦自己嘗試作曲，在一年後進入依格納提.葛裡亞瑟音樂學校(Ignatiy Gliasser's Music School)與葛裡亞瑟夫婦繼續鋼琴的學習，他在這裡接觸了大量貝多芬、巴赫與布拉姆斯的鋼琴作品，並於一九一七年參與他生平第一場學生音樂會的演出，對於之後蕭氏的創作皆有重要的影響。
父親過世的生活遽變
西元一九一九年，蕭斯塔科維契以十三歲的年齡參加聖彼得堡音樂院先修班的入學考試，他的鋼琴作品與音樂表現，令當時音樂院的院長葛
拉祖諾夫(Alexander Konstantinovitch Glazunov，1865∼1936)大為驚艷，向其母親表示這所音樂院成立以來還不曾出現過像他這樣的天才，不僅讓他破格錄取，還建議他同時學習作曲。然而好景不常，由於連串的革命、內戰(列寧在一九一七年發動革命推翻王室，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遭受打擊，災難與疾病蔓延，蕭斯塔科維契的父親竟不幸於一九二二年罹患肺炎辭世。父親過世後，母親被迫承擔生活的重擔，接下了標準局打字員的工作勉強維持家庭的開銷，也讓蕭斯塔科維契得以繼續音樂院的學習，並在一九二三年以滿分通過考試，自聖彼得堡音樂院的鋼琴系畢業;但他卻也在此時染上了結核病，而被送至療養院修養了一段時間。之後由於經濟、物質的匱乏，蕭斯塔科維契接下了在「光明劇院」(Bright Reel Theatre)為默劇伴奏兼差的工作，為了賺取微薄的薪水，蕭斯塔科維契總是在冷冷的劇院中彈著走音的鋼琴直到深夜，持續了兩年之久。
鋼琴家還是作曲家?
儘管貧病交迫，在就讀聖彼得堡音樂院期間，蕭斯塔科維契鋼琴與作曲並重，更充分利用時間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如莎士比亞、拜倫、俄國作家果戈里、布洛克等的創作。鋼琴師事尼可耶夫(Leonid Niklaev，1878∼1942)，作曲則拜史坦貝格(Maximilian Steinberg，1883∼1946)為師，承襲了史坦貝格以鍵盤為基礎的古典傳統，也接觸許多當代的音樂，創作了不同類型的作品，包括為管弦樂的《主題與變奏曲》、為鋼琴、小提琴與大提琴的《三重奏鳴曲》等，葛拉祖諾夫也一直像父親般的對他照顧有加。
一九二四年，十八歲的蕭斯塔科維契著手譜寫他個人的第一首交響曲品《第一號交響曲》，這也是他在聖彼得堡音樂院的畢業作。這首交響曲嚴謹的結構與配器手法在首演即獲得觀眾熱烈迴響，也贏得評審一致的讚賞，甫發表就讓蕭斯塔科維契一躍而為當時備受矚目的作曲新秀。
一九二七年，蕭斯塔科維契赴波蘭參加第一屆的蕭邦鋼琴大賽，結識了當時著名的音樂家如指揮家華爾特(Bruno Walter，1876∼1962)、普羅高菲夫及好友索雷廷斯基(Ivan Sollertinsky，1902∼1944)等人。雖然他的演奏廣獲好評，也順利地在一輪一輪的比賽中晉級，然而到了最後卻因評審說「有太多俄國人了!」，而只得到一個榮譽的嘉許。當時的蕭斯塔科維契和許多雙主修的學生一樣，面臨著要成為鋼琴家還是作曲家的猶豫，他選擇了後者。這個決定對他往後的人生佔有極大的影響，事後回憶起來，他也覺得當時其實應該兩者兼顧:「但現在責怪當時的決定也為時已晚了。」
共黨狹持音樂
一九二七年，為了革命的十周年紀念，蕭斯塔科維契受託完成了寫給合唱與管弦樂團的第二號交響曲《獻給十月革命》，一九二九年亦完成了第三號交響曲《五一勞動節》;然而一九二八年發表了歌劇《鼻子》後，卻被認為其中有諷刺政府的內容而遭到批評。在蕭斯塔科維契的學生時期，蘇聯領導人列寧對藝術還沒有這麼多的干預，甚至曾一度支持實驗性的藝術創作，但當他完成學業準備一展長才的一九二○年代，卻正逢列寧逝世，史達林執政，共黨箝制藝術創作的時期;俄國「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提出了所謂的「社會寫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要求藝術家的創作必須遵循共產黨所制定的規則，讓他的一生始終籠罩在共黨的陰影之下，必須小心翼翼地迎合共黨而創作。
戀愛與撻伐 沒有結果的遠距愛戀
西元一九二三年在療養院修養的期間，蕭斯塔科維契遇見了一位與他同年，來自莫斯科的女孩——塔蒂亞娜(Muscovite Tatiana Glivenko)。從他們同坐在晚餐桌旁的那刻起，就迅速地展開友情，他們一同散步、聊天往往一聊就是幾個小時，蕭斯塔科維契也時常坐在鋼琴前演奏給他這位新朋友聽;然而因分居兩地，使他們不得不分開，開展了一場遠距離的戀愛。蕭斯塔科維契開始積攢前往莫斯科的旅費，甚至一度打算直接移居莫斯科;一九二六年五月，塔蒂亞娜還特別搭車來到聖彼得堡觀賞第一號交響曲的首演，就坐在蕭斯塔科維契的姊妹旁邊。
那年夏天，這對相愛的戀人曾一起前往黑海旅行，但遭到許多耳語的批評，說他們沒有結婚卻一同出遊，這類傳言嚴重傷害了女孩的名聲。儘管他們的戀情沒有受到這類言語的挑撥，然而卻因蕭斯塔科維契的母親不太贊同這段戀情，認為他不該這麼早結婚，擔心太早背負一個家庭的責任會破壞他的天份，進而影響工作，這段戀情最終沒能開花結果。
妮娜.瓦爾札
與塔蒂妮亞分手後，蕭斯塔科維契與一九二七年認識的十八歲物理系學生妮娜.瓦爾札(Nina Varzar)開始交往，兩人在一九三二年步入婚姻。妮娜只選擇保留住自己的姓氏，其他則完全配合蕭斯塔科維契不甚舒適的生活方式，對丈夫的照顧也無微不至，包辦所有日常的家務雜事。婚後七個月，作曲家將歌劇《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完成後獻給妮娜，並用這部歌劇所獲得的收入買下他們的居所。這部歌劇在一九三四年首演，曾一度獲得好評，卻在一九三六年史達林親自赴劇院觀看後受大肆抨擊，在《真理報》上斥責這齣歌劇「低俗、粗鄙，充滿醜陋的嗓音」，同時禁演這部歌劇，這是蕭斯塔科維契首度遭到政府的打壓。迫於壓力與自保，蕭斯塔科維契取消了一九三七年第四號交響曲的首演，並在同年發表的第五號交響曲加上《一位蘇聯藝術家對公正批評的回應》這樣的標題，向共黨表示悔過之意而重獲肯定，也在一九三九年回到母校聖彼得堡音樂院任教。
蕭士塔高維奇於二戰期間曾創作被稱為「戰爭三部曲」之稱的第7，8及9號交響曲，戰爭結束後，他又想到以蘇聯二十世紀前期所發生的一連串革命事件為交響曲的題栽，最終寫出了第11，12及13號交響曲。這三首交響曲後來被稱為「革命三部曲」。
日丹諾夫的批判
一九四一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砲火蔓延到列寧格勒，爆發了長達八百七十二天的血腥圍城。蕭斯塔科維契雖然志願從軍，卻因高度的近視遭到拒絕，遂投入了志願消防隊的行列，擔任航空督察員;一直到十月才在政府的安排下至庫比雪夫(Kuybïshev)避難。在此期間，他仍繼續著第七號交響曲《列寧格勒》的創作，這部作品完成於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於隔年三月五日在庫比雪夫進行首演，得到高度的肯定與讚賞，也成為當時蘇聯人民反抗納粹、象徵愛國的曲子。
一九四三年，蕭斯塔科維契移居莫斯科，受聘擔任莫斯科音樂院的作曲教授，期間和列寧格勒聯繫密切，不過在創作上仍處處受限。他在一九四四年參與蘇聯國歌的創作受到了史達林的干預，戰後發表的《第九號交響曲》又遭受攻訐。
1946年，由於戰後新上任的共黨中央委員書記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1896∼1948)持續進行著史達林的文化整肅運動，提出反「形式主義」(formalism)及反「反人民藝術」(anti-peopleart)的文化政策，從文學、戲劇、電影一直擴展到音樂，在一九四八年，蕭斯塔科維契、普羅高菲夫、哈察督量等本地作曲家皆被扣上「形式主義」的罪名，說他們違反了「社會寫實主義」而遭到清算，蕭斯塔科維契因此失去了在莫斯科的教職，生活陷入困境。為求生存，這些音樂家只得共同發表道歉聲明向共黨認錯，政治因素的壓迫使蕭斯塔科維契雖然仍然持續「嚴肅」的創作，為避免作品爭議而不輕易發表，等待著適當的時機才進行演出。他轉而傾向順應共黨及投入電影配樂的創作，甚至作了歌頌史達林的曲子，使他榮獲了史達林一等獎。
解凍與晚年史達林去世與第二段婚姻
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去世後，蘇聯的社會開始解凍，進入一個相對開放的時代，使蕭斯塔科維契的許多作品終能見天日。然而當政治問題不再困擾他時，家中卻傳來不幸的消息。一九五四年，蕭氏的妻子妮娜因工作前往亞美尼亞，卻在回來前夕因輻射傷害住進醫院，當蕭斯塔科維契得知這個悲劇，趕往醫院的時候，妮娜早已失去意識，而他的母親也在隔年往生。
妮娜的去世讓蕭斯塔科維契相當難過，但更令他擔心的是必須要獨自照顧兩個還不滿二十歲的孩子，因此急欲尋找下一段的婚姻。一九五六年，蕭斯塔科維契在一場歌唱比賽的評審團中遇見了年輕的瑪格麗塔.凱諾娃(Margarita Kainova)，她是共黨青年組織的代表，美麗清新的外貌讓五十一歲的蕭斯塔科維契一見鍾情，在取得她的電話後立即提出結婚的請求，瑪格麗特也沒有錯過成為偉大作曲家妻子的機會，這段婚姻於是在很匆促的情況下完成了登記;他並未邀請任何親戚朋友，草率的決定使許多作曲家的朋友都認為他這次的婚姻像是一場鬧劇。事實上，這第二段婚姻在沒有愛的基礎下，的確也維持不了多久，孩子很愛他們的親生母親而難以接受這位繼母，一方面也是因為她和妮娜實在是很大的對比——她完全不了解也拒絕欣賞丈夫的作品，甚至企圖指示作曲家應該寫什麼音樂，終於讓蕭斯塔科維契失去了耐性，在一九五九年和她提出離婚。孤獨的作曲家此時更加想念他的第一任妻子妮娜，為她創作了第七號弦樂四重奏。「到目前為止，目標達成了百分之七十五(右腳壞了，左腳也壞了，右手故障了)，現在我只需把左手也弄壞，我的四肢就百分之百故障了。」─蕭斯塔科維契
加入共黨的最後時光
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間，蕭斯塔科維契將《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重新修改，期間結識了一名文學編輯愛琳娜(Irina Antonovna Supinskaya)，當時二十七歲的愛琳娜和五十六歲的作曲家在一九六二年的十一月成婚，成為其第三任妻子，也是他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一九六○年，蕭斯塔科維契被迫加入共產黨，獲頒許多榮譽勳章，擁有崇高的地位;一九六二年對蕭斯塔科維契來說更是忙碌的一年。從上半年他就開始接任公務，獲選為作曲家聯盟的總書記以及第二屆柴科夫斯基大賽的組織委員會主席;然而健康狀況卻極速惡化、疾病纏身。他在一九五七年罹患了慢性的脊髓炎，影響了他的右手，迫使他到隔年再也不能彈琴;一九六○年因心臟病發作而送醫，一九六七年又在一次意外中摔斷他的雙腿，即使身體如此病弱，他仍然拒絕戒除雪茄與伏特加。
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的下午三點半，這位偉大的作曲家因心臟病病逝於莫斯科的克林姆醫院，享壽六十九歲。俄國官方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為他舉行莊嚴隆重的葬禮，《真理報》上說他是「一位忠貞的共產黨之子」，是榮獲列寧與蘇聯國家獎章的桂冠作曲家，各界爭相追頌他的成就。然而蕭斯塔科維契的心中究竟是怎麼想的?一九七九年，他的好友佛可夫(Solomon Volkov)在美國出版了一本蕭氏的回憶錄《證言》，書中字字血淚的控訴他在史達林統治下蘇聯藝術家的悲慘與無奈，和蘇聯官方的說法完全不同，因此俄國政府始終認為這是一本偽書。
《證言》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就如同佛可夫在參加葬禮留下的紀錄所說:「躺在棺木中的那個人臉上帶著一抹微笑——安詳、平靜的，彷彿已經從所有的痛苦中解脫了」，他終於不用再擔心什麼打壓或撻伐了。蕭斯塔科維契波折的一生儘管總是在共黨的壓制下爭取創作空間，仍舊留下無數的生命密碼與篇章，箇中滋味留待後人細細品味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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