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俄三國立國精神與立國哲學的差異！

  美、中、俄三國立國精神與立國哲學的差異！

 當然此種立論可以找到反證，美國黑奴，俄國農奴。美國立國哲學只為WASP而設。

馬建標等譯，唐納德‧戴維斯（Donald E. Davis）、 尤金‧特蘭尼（ Eugene P. Trani），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獨立作家出版，2014。

 為何在美國人的眼裡──
俄國變成了沙皇專制下犯人流放的恐怖國度？
中國怎麼了令人神往的香格里拉？

 

 20世紀美國對華、對俄關係史的梳理，強調美國對中俄兩國長期形成的文化立場影響了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形成，而非美國對上述兩國的外交政策影響了這種文化立場。本書認為，縱觀20世紀美國對中俄兩國的關係史，美國人對中俄兩國的固有文化立場始終影響了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制訂，而且這種觀念的影響對21世紀的美國對華和對俄關係仍然是重大的關鍵。假如這種固有的文化偏見再度出現的話，那麼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制訂仍將受到它的莫大影響和牽引。

 本書作者將說明美國人關於俄中兩國形象的認知起源，演變過程，及其如何經常促使美國採取一種相似的外交政策，即一般而言對俄消極而對華積極。我們想明白某些個別的美國人如何成為上述美國觀念和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是因為他們的所見所聞―還是因為他們想像中的所見所聞―是白菜，還是國王，抑或會飛的豬。

 離開莫斯科之際心中只想到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終於自由了，終於自由了。」這位同事的體驗以及我最近在中蘇兩國的訪問經歷，令人再次回想起美國人中關於世界上兩個共產主義大國的迥然不同的觀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美國人訪問蘇聯時，他們通常會對東道主產生深深的懷疑。蘇聯侍者、職員、海關官員、服務人員、政府官員確實給我們的蘇聯之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一般情況下都不是正面的感受。蘇聯為數眾多的穿制服的人員如警察與軍人也令美國訪客感到不快。

　　相反，訪問中國的美國人通常對他們所受到的盛情歡迎大加讚賞。中國東道主與服務人員能使來訪者獲得賓至如歸的真切感受。許多美國人離開蘇聯時感覺如釋重負；實際上，當飛機離開莫斯科或列寧格勒的機場時，美國乘客經常自發地歡呼起來。

　　相比之下，美國人離開中國時總懷著傷感，常常會感到他們與中國人締結的新友誼將持續許多年。關鍵在於生活方式與民族傳統致使大多數遊客對中國懷有積極的樂觀的印象，而對蘇聯產生懷疑的消極的觀感。

　　這兩種印象都不是完全精確的。美國人習慣於誇大蘇聯以及美蘇關係中的問題，而低估中國以及中美關係中的問題。這種流行的國家印象部分地說明美國與世界上兩個共產主義大國的關係為何如此不同。

　　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雷根總統的北京與上海之行是再自然不過的，而且是改善中美兩國關係的應有舉措。而考慮到當時美蘇兩國關係的狀況，若雷根總統同樣訪問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將被許多美國人認為是完全不可能的。

曹長青：抛棄俄國知識份子的毒藥方，中國報道周刊，2015年05月31日。

http://www.china-week.com/html/6404.htm 

    　　
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國力提升，超美開始成爲中國人（尤其知識份子）的夢。提出“超過美國”的目標和理想並不錯，但關鍵在於，要明白美國的價值在哪里？美國的標準是什麽？然後才談得上怎樣“超過”。否則像五十年代毛澤東的以全民大煉鋼鐵、群體主義的方式“超英趕美”，不僅是笑料，更可能給中國帶來災難。

　　一般中國人說“超美”，主要因爲美國是大國，是強國；因此強調中國也要富國強兵，大國崛起，要跟美國“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禮。不錯，美國是強國，而且是世界唯一超強，其國民生產總值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是中國人的十倍以上，年度軍事預算七千億美元，比全球其他十大國的總和還多。但這些都是表面現象，或者說是美國價值的結果。如果中國人不能瞭解和實踐美國的根本價值，那所謂“超美”還會是毛式大煉鋼鐵的幻想，甚至災難一場。

　　美國的根本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文件，一是獨立宣言，一是美國憲法。前者確立了個體（而不是國家）最重要的價值：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三大權利是天賦的，神聖不可侵犯，任何力量都不可剝奪。而美國憲法的全部條款，其實質則都是強調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個人權利。

　　美國文化：“小河有水大河滿”

　　美國人在政治辯論中，動不動就強調“建國先賢”怎麽說，就是強調《獨立宣言》和《憲法》確立的這些根本價值和立國之本。美國的自由、繁榮、富有、強大，都是由於保護了個人權利。道理很簡單，只有個人權利被保障，人，才會有自由，才有想象力和創造力，才能成爲強大的個人。而衆多強大的個人，才能構成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以，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是美國文化、美國價值、美國文明的核心。

 
　　中國文化強調“大河無水小河幹”，注重的是朝廷、國家、政府的力量。那意思是，沒有了國家（更具體是指政府）和社會，個人就什麽都不是。群體主義（collectivism）是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所謂中國文明的核心，也是俄國文明的核心。
　　張藝謀導演的北京奧運開幕式，可謂用視覺藝術詮釋群體主義意像的經典。那種千萬人的整齊劃一，那種機器人般的震天呐喊，那種把國家民族擡到至高無上地步的極力渲染，使那些具體的個人，在龐大的群陣中，只是一個個的小黑點。它展示的是：群體是偉大的，天下是重要的，那自然就是掌管天下的皇帝應主宰一切；沒有了群陣，沒有了群體，沒有了國家這個大河，你們這些小黑點般的“小河”，就會乾涸，就會板結。

　　而美國文化認爲“小河有水大河滿”，重視的是個人、個體主義、個人自由的能量。強調個體主義的美國哲學家、哈佛教授羅伯特。諾奇克（Robert Nozick）在他那本著名的《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的專著中明確指出，“個人是唯一的實體，個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絕對的價值；而社會和國家既非實體，也無生命。”
　　把這種哲學語言轉成大白話就是：在任何社會，任何地方，哪段人類歷史上，國家都是虛的，社會也是虛的，它們既沒有生命，也不是實體；只有個人，才是實體的存在。只有個人是實體，而且是唯一的實體，那當然就有“絕對的價值”。在價值份量和順序上，自然就超越“既不是實體，也沒有生命”的社會和國家。所以，個體是第一位的，而國家社會是第二位的。由此就自然導出，個人權利是最重要的。
　　在該書自序中，諾奇克開篇就提出“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問題，第一句話就斷言：“個人擁有權利”，隨後提出一個重要命題：“個人權利”留給“國家”多少活動空間？諾奇克問的不是國家給個人多少餘地，而是：個人權利爲國家留下了多大活動空間。這種提問方式，就明確了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個人是根本，國家（社會）次之。不是國家社會有絕對權利支配個人，而是個人決定國家有多大的權力和支配餘地。誰是主體，誰是附屬，一目了然。

　　因此，美國文化是個人至上，個體權利要絕對保護，個人自由要絕對捍衛。事實上自然界也如此，沒有衆多分岔、支流的“小河”的彙集，哪有“大河”的波濤滾滾？而如果不瞭解美國這種建立在個體主義、保護個人權利基礎上的根本價值，只是一味做強國夢，甚至強調和美國價值相反的群體主義，中國不僅無法超美，還會“超”到岔道上。
　　隨著中國國力提升，不要說官方學者多強調民族主義的富國強兵（而不是重個人自由），有些自視自由派的學者，還有什麽所謂“民間思想家”，近年強調“俄羅斯精神、俄羅斯道路、俄羅斯啓示”，更是一個危險方向。因爲俄國歷史已展示，所謂俄羅斯精神，就是用群體主義扼殺個人的精神；俄羅斯道路，就是東正教加馬克思主義；而俄羅斯的啓示，恰恰是人類應怎樣避免俄羅斯式的災難。
　　用棍棒“把人們趕向天堂”
　　今天很多中國知識份子“下海”經商，甚至不關心政治，但俄國在歷史轉型期的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則是大知識份子們都特別關心國事，紛紛開出“救國藥方”。那種對“大事”的關注當然沒錯，也是知識份子的職責，但幾乎所有俄國知識份子開的“藥方”都錯了，不僅沒把“俄國病”治好，卻是把俄羅斯帶入“癌病房”，其“思想梅毒”擴散到世界，也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
　　當年俄國思想界主要有兩大派，一派以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怎麽辦》作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爲代表的無神論的革新派，另一派是以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包括後來的索爾仁尼琴）等信奉東正教的復古派。
　　革新派也被稱爲“親西方派”，但他們“親”的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而復古派，則“親”的是俄羅斯至上的斯拉夫主義，兩者雖勢不兩立，但其思想根基是一樣的，都是群體主義、國家民族至上；是一條與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所強調的個人權利相反的道路。
　　激進的革命者別林斯基、巴枯寧，包括被美國評論家稱爲“俄國民粹主義創始人”的赫爾岑等的錯誤更加明顯，因爲他們致力傳播的要平等、均貧富的社會主義、群體主義等，爲後來列寧的十月革命和史達林的暴政，鋪設了道路。兩者的思路，沒有本質區別。
　　例如別林斯基曾主張，“俄國是嬰兒，需要保姆；幼兒頑皮，就要處罰。讓孩子完全自由，會毀了他；給俄國人一部憲法，會毀掉俄國。在我們俄國，自由，只是爲所欲爲的意思。”
　　別林斯基甚至明說，必須用暴力把俄國人推向幸福；如果他是沙皇，他會成爲一名爲正義而奮鬥的暴君。後來列寧、史達林就是這樣，爲了共産主義烏托邦，用槍桿子“把人們趕向天堂”。很多人不情願，於是被監禁、謀殺、拷打，如昆德拉所說，在通往共産天堂的路邊，修建了一座座“古拉格”。
　　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在別林斯基的戰友中，赫爾岑是最獨特的一位，他曾重視個體自由，察覺到“巴枯寧有一種地道的非人的性質”，俄國知識份子是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但晚年的赫爾岑仍回到斯拉夫主義。
　　在俄國出生、後在英國任教的以賽亞。伯林在其《俄國思想家》一書中說，“在俄國，赫爾岑幾乎單槍匹馬創造了有系統地鼓動革命的傳統和意識形態，他是革命運動的先驅。”編輯了該書、並寫了導論的英國學者艾莉。凱利（Aileen Kelly）則說，赫爾岑相信“俄國農民的本能，將導致一種比西方和社會主義都優秀的社會主義”。

　　赫爾岑這句對俄國農民的歌頌，典型地代表了俄羅斯知識份子（無論革新派還是復古派）的整體傾向：對農民的盲目崇拜，把俄國農民視爲最純正、最敦厚、最原始（沒被現代意識和西方文化“污染”）的拯救俄羅斯的力量，甚至吹捧成世界的救星（挽救“腐朽沒落”的西方文明）。正是這種對俄國農民的民粹主義的高歌，爲後來列寧高舉均貧富大旗的無産階級革命，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礎。

　　所以後來列寧在“紀念赫爾岑”的專文中讚美說，赫爾岑“在俄國革命的準備期起了偉大作用，具有真正的歷史地位。”並承認，共産主義運動的實踐，太多得益於民粹主義。因爲前者的群體主義，爲後者的極權主義奠定了基礎。
　　俄國知識份子中的復古派，對別林斯基等左翼極爲反感。托爾斯泰把他們稱爲“方向錯誤，智力薄弱，而妄圖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則說，“赫爾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幾乎一無是處”。

　　但復古派開出的藥方，卻是俄羅斯至上的斯拉夫主義，認爲只有俄國的東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沒落文明。在普希金銅像落成典禮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辭說，普希金代表俄國的民族特徵、俄國靈魂、俄國人最有能力實現人類一體的理想；斥責西方資本主義是“壓榨”，西方的自然科學不足取，西方社會根基脆弱，崩潰在即；只有俄羅斯才是最偉大的，“靈魂圓融、精神統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這種種族主義論調，跟後來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優秀、德國才能拯救世界，沒有本質不同。

　　索爾仁尼琴是“最邪門的魔鬼”

　　當時俄國的這兩大派知識份子，互相敵視，但根本點卻很一致，不僅都崇拜農民，認爲俄羅斯至上，視平等高於一切，同時都反對西方的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甚至拒絕議會制民主，向往社會主義，要建成以農民爲代表的強大俄羅斯，以拯救世界。
　　即使後來親身體驗共産暴政的索爾仁尼琴也完全是這種思路。索氏寫出《古拉格群島》揭露共産鐵幕，並堅定反共。但他開出的藥方，仍是萬變不離斯拉夫、俄羅斯至上。這位狂熱的東正教徒在1973年《致蘇共領導人信》中，痛斥美國民主是“荒唐胡鬧”，西方科技是“罪惡之源”，流行音樂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絕境”；提出俄國應該“實行比共産主義更爲民主的專制政治”。
　　同樣在俄國出生，後到美國的知名哲學家、暢銷書作家安蘭德（Ayn Rand）痛斥說，索爾仁尼琴“反西方，詆毀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義回響——斯拉夫主義。”索爾仁尼琴想要的，“是用東正教取代馬克思主義，把俄國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狀態”。“索爾仁尼琴是極權主義的集體主義者”，“從意識形態角度，他比蘇聯的當政者還壞，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邪門的那種公開魔鬼”，“是個人主義和理性的最大敵人”。

　　但即使對索氏如此怒斥，1982年去世的安蘭德，也不會想像到，一生致力反共、批判史達林暴政的索爾仁尼琴，晚年（1994）回到俄國後，竟寫小說歌頌史達林是“偉人”，因爲那個獨裁者曾建立“使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與西方抗衡的“強大俄國”。
　　應不計代價，避免俄國覆轍

　　以安蘭德在《致新知識份子》中的分類，別林斯基、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爾仁尼琴等，都是誤人子弟、傷人害命的“巫醫”。別林斯基雖然在中國大名鼎鼎，但在西方，按以賽亞伯林的說法，別氏“默默無聞”。不要說對別林斯基，對那個時代的整體俄國知識分子，西方都“乏人留意”。伯林認爲，因爲俄國知識份子沒有向世界提供什麽價值。只有總結人類教訓時，才會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群魔》。安蘭德甚至對她的出生地痛斥到如此地步：“俄國是一個偶然的文明污水坑（Russia is an accidental cesspool of civilization）。”

　　今天，中國知識份子想要強國，甚至超美，其根本之路，應是借鑒英美式的重視個人、保護個體權利的思想價值和經驗，也就是信奉古典自由主義，以“個體主義”價值爲核心！而最不應該的是效仿斯拉夫至上式的民族主義、群體主義、甚至東正教專制的所謂“俄羅斯道路”。正如艾琳。凱利在伯林的《俄國思想家》導論“複雜的慧見”中所說，“俄國如有任何有益世界的教訓，那就是：世人應不計代價，避免其覆轍”。

美國的三個「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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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二百個國家中，在人類二千年歷史上，美國的國土、人口、資源，這三項都不是全球第一，但為什麼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成為自由世界的旗手？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們常說的「美國例外論」，或者說是「獨特性」。這個「獨特性」在於，美國比地球上任何國家都「更加自由」，「更加個人主義」。

自由、個體主義是美國獨特性的兩個主要價值，是促成美國強盛的根本原因。把它放在近代人類歷史的宏觀背景下，更能看出美國即使在西方民主國家中，也是「獨一無二」的，有三個「幸運」：

第一個幸運是，「美國沒有受到歐洲舊制度的毒害」。

在近代的政治變革中，有兩場革命，對人類進步意義最大。一場是英國的光榮革命，實行了君主立憲，限制了君王權力。另一場是美國的獨立戰爭，結束了殖民統治，建立了以「個人自由和權利」為根本價值的偉大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在北京大學演講時甚至這樣評價：當代最偉大的事，是美國的崛起！

為什麼光榮革命能在英國成功，而法國大革命卻帶來血腥和斷頭台？歷史學家早就指出，當年英國在歐洲也是獨一無二的，她沒有其他歐洲國家那樣的農民階級、森嚴等級的國教、集權強勢的君主制等；而是具有更多的個人主義色彩。光榮革命，本質上就是一場擴大個人權利的革命。

而隨後發生的美國革命（獨立戰爭），雖然是從英國獨立出來，但是美國的建國先賢們，恰恰是非常欣賞、共鳴主導英國光榮革命的輝格黨的理念，其根本追求是個人自由，而不是法國革命那種以「人民名義」建構群體主義專制。

而且美國的早期移民，幾乎都是從歐洲逃過來的革新派新教徒，在一個幾乎沒有人煙的廣袤土地上，白手起家，創建一個新國度。所以美國這個國家誕生之初，就是獨特的，跟歐洲國家完全不同，美國沒有政教合一的教會權威；沒有王公貴族；沒有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沒有「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針眼還難」的反富傾向；沒有「根深蒂固的對商業活動的厭惡」，所以「美國沒有受到歐洲舊制度的毒害。」

第二個幸運是，美國以三大權利和兩句話建國。

雖然當時是英國屬地，但英國的統治是微弱的，甚至是放任的，被史學家稱為「有益的疏忽」；所以在獨立革命之前，美國就已經是世上最自由的國家，市場經濟也相當發達，人民的富有程度是當時世界最高的。

所以從一開始，美國就是獨特的，不存在一個心懷不滿的無產階級，沒有狄更斯的《雙城記》、雨果的《悲慘世界》中描繪的那樣一個有巨大貧富差別、窮人哀嚎遍野的社會。美國的工人階級是富有的。所以馬克思認為並期待的「無產階級革命會從最富有的國家開始」一直都只是幻想而已。

 

到了打響獨立戰爭，建成一個新國家時，美國又一次飛躍，主要體現在建國先賢用《獨立宣言》確立了美國精神和價值，那就是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為根本，而不是建立一個強大國家和政府。這份奠定美國文明的文件主要確定了美國人的三大權利：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且用「天賦的」這種絕對性，防止任何力量的剝奪。而追求幸福，原意是指個人發財，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 

後來在這種精神下形成的美國憲法，根本宗旨是兩句話：保護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

這「三大權利」和「兩句話」，就把美國跟歐洲，以及整個世界拉開了距離，形成了美國的獨特性，使美國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自由的政體」。

第三個幸運是，美國先賢們信奉自由經濟。

美國所以成為當今世界的唯一超強，有穩固的民主，強大的軍事，蓬勃的市場經濟，繁榮的資本主義，就是因為重視個人權利，保護私有財產，形成了有競爭力的（物質、思想、制度）的自由市場，讓人民（消費者）選擇，優勝劣敗；同時由於政府權力受限，統治精英無法隨便剝奪個人權利。

奠定人類自由經濟思想的經典著作、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在《獨立宣言》發表前四個月問世的。美國的建國先賢大都讀過這本書，從一開始就受到自由經濟思想的影響。

像寫出《常識》一書、被譽為美國獨立革命理論旗手的潘恩，就非常推崇自由經濟。潘恩認為美國從英國獨立出來，會自由發展貿易，對經濟有好處。他在《常識》中開篇就斷言：「政府即使在它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必要的惡，而在其最壞時，就成了不可容忍的邪惡。」

潘恩當時（二百年前！）就認知到小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留下這樣的明言：「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擁有權利，只負有義務。」

這些原則，都體現古典自由主義，也就是今天的保守主義的精神，並至今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指南。

後來領導南北戰爭、廢除了黑奴制度的林肯總統（《國富論》在林肯出生33年前問世的），就深受《國富論》等強調市場經濟和個體自由的經典著作（以及潘恩等自由經濟思想）的影響，所以林肯當年就曾這樣精闢地指出：
「你無法通過削弱強者來強化弱者。你無法通過摧毀大人物來幫助小人物。你無法通過榨乾富人來致富窮人。你無法通過搞垮僱主來幫助雇員。你無法通過透支來擺脫困境。你無法通過借錢得到安穩。你無法通過剝奪人的動力和獨立來塑造人格和勇氣。你無法通過替別人做他們自己能夠並應該做的事而真正幫助他們。」

林肯強調的不是均貧富，不是反富仇富，更不是階級鬥爭，而是強調個人自立自強，靠個人能力自我實現，發財致富。這種被稱為「林肯哲學基石」的原則理念，成為後來美國（以至世界）左右派分野的標誌：保守派認為「自由」（liberty）最重要（高於「平等」）；左派認為「平等」最重要。但左派的實踐結果是，以平等的名義剝奪了個體自由。最後自由沒有了，平等也不存在。均貧富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左派的極端表現。

正因為這樣一種個人自由和權利的意識，才使「美國對財富的態度以及它的成就，在已開發國家中獨樹一幟」：美國人比歐洲人更熱愛商業，更不反富，更熱心創造和擁有財富，並把這視為成就的象徵。

美國的不幸是：其獨特性遭內外挑戰

但美國的獨特性一直受到挑戰，不僅有來自共產國家的敵對，極端伊斯蘭世界的仇視，更有來自大西洋對岸的左派知識分子的痛恨，他們希望美國成為另一個歐洲，即有更多的政府權力，更多的精英主義，而更少的個人自由。同時，美國的獨特性，也受到美國內部左派勢力企圖摧毀它的挑戰：

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左派羅斯福政府就乘機推行侵蝕個人權利與自由的大政府新政，其熱衷的榜樣是共產蘇聯和法西斯的義大利。羅斯福的主要智囊就曾感嘆，「為什麼讓蘇聯獨享改造世界的樂趣？」羅斯福們也要像蘇聯那樣推行改造社會的烏托邦。那個時候通過的退休金制度、福利制度、國營經濟等，至今仍在損害美國的經濟，以及美國先賢們確立的個人自由原則。

歐巴馬執政時代，更把美國推向社會主義，熱衷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高預算（赤字）的政策。政府並不產生錢，歐巴馬政府敢這麼做，一是靠高稅收，更多剝奪個人財富；二是提前花銷年輕人預交（被政府從工資扣除）的未來退休金。如果沒有當年羅斯福新政建立的這種強行退休金制度，政府的高赤字運作就不易進行，因很難拿到這麼多錢。三是舉債，中國已成美國的最大債主。專家預測，今後十年，美國的龐大債務將升至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87%！

歐巴馬等左派的這種大政府政策，本質上損害美國的立國之本，侵蝕甚至摧毀美國的「獨特性」。歐巴馬是以高喊「改變」而上台的。但他想改變的，是美國的獨特性，要把美國變成法國，變成希臘。而當今美國內部風起雲湧的茶黨運動（捍衛個體自由），就是傳遞這樣的信號：美國人民要改變的是大政府的體制，捍衛美國歷史形成的美國特色，保住美國的「獨特性」；使美國仍成為保守派的里根總統所樂於稱頌的「山頂那閃亮的城市」，繼續成為所有被群體主義奴役的人民的燈塔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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